贺县桂岭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地，这里物产丰富，商业繁荣，地理位置重要。早先秦时期就有潇贺古道由桂岭穿萌渚岭北入潇楚大地，成为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传入岭南的通道之一。处在桂岭盆地中心的桂岭圩，是桂岭和相邻的湖南江华、广东连山三地贸易的中心。1948年7月，中共贺县地下党领导人苏丹到桂岭检查指导工作，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设立一个地下交通站。
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他的学生张颂的肩上。张颂是桂岭人，其父亲张子梧在桂岭圩中央街尾正巧有一间经营大米、养猪，同时兼做中医门诊的铺子大生店。苏丹看过店铺后，决定地下交通站就设在店内。他想，桂岭圩有不少米店、医药店和书店，就是没有文具店，建议把店名改为“大生文具店”，这样既可以继续经营大米，作中医门诊，又能加强与附近中小学的联系。张家大小非常赞同的想法，即把屋内墙壁粉刷一新，并请擅长书法的张鸿炯书写了“大生文具店”几个大字招牌挂在门口。桂岭地下交通站就这样成立了。
“大生文具店”货架上摆着文房四宝，纸张笔墨、钢板蜡笔、篮球、台球、练习本等一应俱全，门口仍摆着一筐筐的白米，张颂坐在柜台内，俨然一副少掌柜的样子，父亲张子梧仍为群众看病，小妈杨氏则帮卖大米、杂货、料理家务……。“大生文具店”增加了经营项目，生意更加兴隆。每逢农历三、六、九圩期，人们从四面八方前来赶集，进出“大生文具店”的顾客络绎不绝。在迎来送往中，张颂这个少掌柜虽说学不到圆滑世故，但也八面玲珑，应对自如，对顾客点头相迎，笑脸相送，热情周到，大方得体。大凡来“大生文具店”的顾客，张颂及家人从不打听顾客的姓名、职业、去向。特别“顾客”要找“赵山”（张颂的化名），对上联络暗号，张家人就会把他领到雅间“大生隆”、“大生财”内秘蔽议事。桂岭本地方的，谈完“生意”后招待午餐。远道而来的，一日三餐都在张家吃，为安全起见，晚上张颂就带他们到离桂岭圩五六里路的农村老家住。张子梧先生知道这些同志生活艰苦，从外地步行到桂岭，少则数十里，多则百余里，晚餐总要弄点诸如鱼、肉、蛋之类的酒菜招待“客人”，如弄不到好菜，就抄点花生、黄豆等。晚上给客人洗上一盆舒服的热水澡。有些客人是天黑才进屋，第二天天未亮吃了早饭又走了，一些人模样没记清就离开了，第二次再见面都不认识。直至解放后，经过吴赞之和苏丹介绍，才知道当时到“大生文具店”光顾“生意”的外地“表叔”们有三四十人之多，他们都是中共桂东地下党的领导人或地工人员。如桂东地工委副书记吴赞之、贺东区工委书记苏丹、西江游击队员肖林、张永年和从怀集、平乐、八步、永庆、里松等地来的吴凡、王仁韬、苏明宗、王文崇、赵维林、孔繁隆、薛家驹等。
张颂的“生意”做得有声有色，时不时也利用外出进货作掩护，为地工人员当当向导、送送情报，做做苦行憎。1949年1月，张颂奉吴赞之之命，护送王仁韬到开山、湖南江华的岭东、岭西一带恢复地下党活动。桂岭到开山本是一邻之隔，走路也就半天时间。为掩敌人耳目，张颂陪同王仁韬不走近路，而是选择从大宁出八步，从八步到里松的路线，绕一大圈后才进入开山。当时正值严冬，天又下着雨，格外阴冷。俩人五更便起了床，冒着寒风细雨，徒步120多华里，天黑才达八步。第二天天未亮又从八步启程，天黑才到里松住宿。第三天拂晓，俩人再从里松出发进开山。这样爬山涉水、风餐露宿的情况对张颂来说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张颂站到柜台前，可不单是迎来送往这么简单，他常常是手拨动着算盘珠子，眼观着店前流动的人群，心理在不停地推算着，这个圩日“牛贩子”吴赞之来吗？他的草鞋和文化衫破了，该换新的；王仁韬在乡下，该缝制农民穿的唐装衣；各个据点油印传单和文件的钢板、蜡纸、油墨、纸张該添置了；山上武工队缺医少药，该买点药捎去；街上的张绍文，长期帮着地下党散发革命传单，家里生活困难，得接济一点。当家可知柴米贵哟。这也难为了张颂。1948年7月底的一天，张颂正在沉思着“孔天和”（苏丹的化名）的病可好些？该给他买点药了。一名交通员送来了“孔天和”的来信，信中说“我拟在桂岭收购一批桐油，请帮筹集资本，到时借我使用”。张颂一看就明白，地下党在资金方面遇到困难了。他盘点了一下“大生文具店”的钱，觉得远远不够，就跑出八步找到许志雄、薛家驹、黄海清、蔡源泉这几位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学捐钱。张颂怀揣着这些钱，想到时下物价飞涨，货币贬值，倒不如用这些钱换成黄金保值，于是在八步金铺兑换成两只金戒指带回桂岭。当“孔天和”再次来到“大生文具店”店时，张颂将30元银元、两只金戒指郑重地交到“孔天和”的手里。
大生文具店旧址